今年的特纳奖颁发给了四位提名艺术家，因为他们要求被视为一个团体，以体现“共同性、多样性与团结性”。这一打破特纳奖历年规则的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卫报》艺术评论员奥利文·巴斯奇奥（Oliver Basciano）从这一事件展开，撰文论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激浪派诞生起，艺术团体的自我表达，以及他们与艺术市场的关系。他采访了多位艺术团体的成员与画廊主，有人认为，合作是对于“天才”艺术家个人备受推崇的艺术市场的反击；有人则认为，团队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上周，提名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团体来共享奖项的举动在新闻与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四位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奥斯卡·穆里约（Oscar Murillo）和泰·沙尼（Tai Shani）声称，他们“以共同、多样和团结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并公开反对英国保守党保守党的紧缩与排他政策。

2019年特纳奖的四位获奖艺术家

　　“历史上，集合体就总是与进步派联系在一起，”《合作艺术：创造性合作的艺术家》埃一书作者埃朗·玛拉·代·沃希特 （Ellen Mara De Wachter）说道，“这四位艺术家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他们做出了牺牲。这是一种达达主义式的姿态，揭露了艺术圈的价值体系是多么的荒谬。”

　　在特纳奖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此前也有艺术团体获奖或得到提名。Assemble是诞生于2010年的一个建筑师团体，他们在2015年获得特纳奖，该团体的成员珍妮·霍尔（Jane Hall）指出，合作通常催生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这种紧缩演变为萧条。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重新厘清权力关系。当我们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已经不在适用的时候，去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Assemble

　　阿珈利卡·萨嘎（Anjalika Sagar）是Otolith小组的成员，该团体获得2010年特纳奖提名，她透露，自己与搭档库杜伍·艾顺（Kodwo Eshun）展开合作的原因同样是出于对现状的困惑。“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被市场化的回应，是对于‘酷不列颠尼亚’时期名人热潮的抨击。我们的合作关乎跨国性，试图在不同国家的电影团队与政治理念之间建立联系。”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批将合作转变为政治宣言的艺术家。这个由约翰·凯奇（John Cage）、小野洋子和白南准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组成的艺术组织试图在一系列无政府主义事件中淡化自己的个人身份。绝非偶然的是，激浪派诞生的时期正是英雄般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受到推崇的时期：他们清一色是挥舞着画笔的白人男性，深受艺术市场的喜爱，其中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阳刚之作尤为典型。

激浪派的街头表演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天才’艺术家个人成为了品牌，而对于合作工作则充满质疑，”代·沃希特说道，“合作甚至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集体主义被认为是苏联的。”

　　从60年代开始，各团体围绕被主流艺术世界忽略的身份而联合起来。1968年，AfriCOBRA由一群非洲裔美国艺术家成立，尽管彼此独立进行工作，但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家族”而创造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成为了集体事业的发生地，一些亚裔美国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开始运营自己的画廊，比如Basement Workshop与Epoxy。1971年，前者以“团结起来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为旗，组织了首场唐人街集市。

Guerrilla Girls的两位成员

　　Epoxy的输出相对保守，但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创作壁画和复印艺术，1987年，他们完成了一幅题为《36计》的墙画作品，上面有各种世界领导人的现成照片，并配有《孙子兵法》的文本。